在线观看《我的中国故事》费思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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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澳中建交50周年，西悉尼大学澳华艺术文化研究院（IAC）于2022年年底推出《我的中国故事》特辑，邀请澳大利亚驻中国首任大使费思棻教授讲述他的中国故事以及他亲历的重要历史时刻。

费思棻教授1938年出生于塔斯马尼亚州的首府城市霍巴特，1957年进入塔斯马尼亚大学进行本科学习，在大学期间选修了亚洲史这门课程，这也是澳洲高校首次开办这一课程。1961年费教授加入澳大利亚外事部，作为工作的一部分，他被要求学习中文，但那时他不认识一个说中文的人。在完成一年的语言学习后，费教授被派往香港继续语言学习，并于1964年首次到访中国上海。在香港学习期间，他还曾到访台湾，与蒋介石和宋美龄会面。1966年因不满联盟党的对华政策和越南政策，费教授退出外事部，开始攻读博士学位。1969年，他获得博士学位并成为澳洲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的研究员。1971年他受邀作为惠特拉姆的中国顾问陪同其访问中国。1973年他被委任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并携家人到达北京就任。同年10月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惠特拉姆带团访华，费教授是唯一一位陪同惠特拉姆会见毛泽东的澳洲官员。1976年结束驻华大使的任期后，费教授在很多重要学术、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任职。1984年，他获得澳大利亚官佐勋章。

在讲演环节，费思棻教授首先分享了中国对他的意义，他认为中国不仅仅是自己自1961年以来的职业核心，他还深爱那里的人们、历史、文化以及美食。他认为出任澳大利亚驻华大使是自己中国故事最精彩的篇章，他有时会不由地问自己，像他这样一个出生于小镇的普通人是何等有幸获得这样的机遇。同时，他也感叹每当他认为自己终于明白中国时，没过一天他又会发现自己对中国不甚了了。费教授认为澳大利亚对中国存在刻板印象，一部分是源自英国对中国文化的刻板印象，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神秘且难以捉摸的文化。一部分和种族有关，再加上中国在冷战和越南战争期间站在澳大利亚的对立面。费教授认为澳大利亚需要做的是冲破这些刻板印象，建立正常的两国关系，这也是当时第一批赴华的澳大利亚外交人员的使命。

在对话环节，通过回答IAC院长韩静的提问，费思棻教授深入分享了他的中国故事。费教授称学习中文并不是自己的选择，在1961年加入澳大利亚外事部时，他被告知自己需要学习中文，随着自己对中国语言、历史和政治的深入学习，他对学习和研究中国有了深厚的兴趣，并决定将其作为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学习中文对费教授并不是件难事，相反，他热爱中国文字，当自己通过解析文字结构了解汉字的含义时，他会获得很多乐趣。费教授强调了掌握语言对了解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性。他回忆起惠特拉姆访华前自己与周恩来的一次会面，当时他的任务之一是要说服中国承认孟加拉国的独立（当时孟加拉从巴基斯坦脱离，宣布独立），鉴于中国与巴基斯坦的紧密关系，周恩来当下没有对此做出回应，但随着会面的进行，在午夜时分结束会面，两人漫步于长廊时，周恩来总理用中文告诉他背后的原因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如果没有语言的深入交流，如此赤诚的对话是不会发生的。

费教授认为惠特拉姆的成功访华离不开以下几个因素：首先，当时中国经历了文革期间与世界隔绝的困境，做好了重建国际关系的准备。 同时，惠特拉姆对当时国际形势的高瞻远瞩，在对美国访华计划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坚定地选择与中国建交，因为他相信美国的立场将发生变化，这一决定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其次，与往常的外交访问记者只获许参与领导人握手寒暄环节不同，周恩来让记者旁听了他与惠特拉姆的全程会面，前去报道的澳大利亚记者发回的都是关于此次会面的正面报道，这也改变了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看法， 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申请前往中国。

费教授详述了与毛泽东的会面细节。在准备惠特拉姆的访华行程期间，虽然多次向中方询问是否可以安排与毛泽东的会面，但是并未得到回复。在周恩来与惠特拉姆会面期间，一向不拿手稿的周恩来手里拿着一张纸条反复翻动，现场负责的礼宾主管也时不时向周恩来耳语汇报，最后周恩来将惠特拉姆请到会场的一角，临时安排了这次特殊的会面。应惠特拉姆的强烈要求，费教授也受邀参与了这次会面。在听到工作人员对费教授的介绍后，毛泽东对他说：“你是个了不起的学者。”费教授打趣地说，他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毛泽东语录”。会谈中，毛泽东和惠特拉姆讨论了革命和演变等话题。

在文革期间，一位在中国旅游的新西兰学生误将《毛泽东语录》丢弃，被红卫兵质问扣留，费教授为帮助这位学生，站出来用毛泽东语录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与红卫兵争论，险些令自己陷入危险之中。在被问道自己是否因为这一事件对中国产生负面印象时，费教授说，完全没有，相反自己意识到要真正了解一个国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也因此下定决心成为中国研究专家，将研究中国作为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深入自己对这个国家语言和文化的学习和了解。

韩教授提到，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于1972年拍摄了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但是这部纪录片在中国被禁，1974年5月ABC决定放映这部纪录片，同时悉尼和墨尔本电影节也计划放映这部纪录片，但这遭到了中方的抗议并要求取消放映。费教授当时提到，这是两国第一次直面其政治体系存在的根本不同。在被问道这个根本不同是否是与中国交往中最大的挑战时，费教授说，当时在外交方面的确受到了影响，他们无法与高层官员展开对话和会面，但是这不意味着这是最大的挑战，作为外交人员所需要做的就是跨越这些不同和矛盾，建立一个持续且正常的双边关系。

在对话环节的尾声，费教授和韩教授讨论了幽默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并笑称自己在结束大使工作的数年后得知以前外贸部的人常把他的中文名叫成“痱子粉”，他认为在大环境气氛紧张的情况下，大家还能开玩笑是件让人欣慰的事情。